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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甚至全世界，恐怕没有一个知识领域能像中国的旅游研究那样，于上世纪70年代末平地起高台。相比西方旅游世界的知识进化而言，中国旅游研究、旅游教育和旅游产业在这一时期同时起步这一特点，必然造就旅游研究领域独有的时代特质，从而见证了诸多早期践行者那种筚路蓝缕、勇于开拓、直面现实、以用为学的探索精神。 笔者对中国旅游知识界与旅游产业发展实践之间在40年历史大潮中所形成的关系做一个梳理，将有助于提升在未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实践中的理论自觉。 中国40年旅游产业发展实践，就其与理论的关系而言，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一是实践先行，个体经验主导；二是拿来主义，国外理论渗透；三是本土理论意识觉醒，主导理论逐渐成型。 这3个阶段所对应的时期，约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的前10年。 在第一阶段，借助先行者的探索精神和个体的聪明才智，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由于强劲的需求拉动，快速地完成了从无到有的原始积累时期，走过了它辉煌的10年，同时也伴随着因理论缺位而带来的发展困惑。 在第二阶段，旅游产业发展实践经历了两次短暂下行而又快速复苏的特殊历史阶段，这期间，旅游教育和旅游研究也获得了自己的国际视野，国外旅游研究的理论成果开始进入中国旅游学术界，极大地推进了旅游理论的发展进程，也提升了旅游研究的理论品质。 例如，申葆嘉在完成《国外旅游研究进展》宏文之后，于1999年推出了《旅游学原理》一书，被学界视为重要著作。同年，笔者的《基础旅游学》出版，其中以旅游体验为核心而构筑的框架体系也令学界耳目一新。据后来的学界人士评价，这两部著作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旅游成学”的标志。尤为重要的是，申葆嘉当时提出“旅游是从文化进去，从经济出来”的观点，一语道破旅游的文化本质论。笔者在《基础旅游学》中也力主旅游的愉悦属性、体验属性和社会文化属性，将经济维度视为旅游的外壳。 这些认识，在理论层面厘清了旅游与文化、经济的关系，也为今天的文旅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第三阶段，基于中国旅游发展现实的本土化理论探索与消化吸收国外旅游理论的努力并行不悖，逐渐形成了有特色的理论形式，并得到产业界的运用。笔者在这期间出版的《旅游体验研究：一种现象学的视角》和《旅游体验研究：走向实证科学》，也为旅游体验研究拓展了新的视野。与此同时，在这10年当中，旅游学术界同行在旅游研究领域展开全方位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丰富多彩，极大地拓展了旅游研究的疆域。可以说，在这40年的历程当中，中国旅游学术界在理论积累方面是有进步、有贡献的。 一言以蔽之，未来的文旅融合发展，应该是一个理论主导与实践探索间不断回返互证的过程，不能单凭个人经验甚至长官意志来盲目推进。 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在全球化背景下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也在制度框架中迎来了文旅融合的产业大发展机遇。文旅融合发展是否有足够的理论自觉，将攸关实践之成败。 从本质上看，文化、旅游和体育等产业，具有共同的体验经济特征。几乎所有的文化、旅游和体育项目，其迷人的品质都体现在其能予人以深度体验这一核心魅力的基点上。因此，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文旅融合发展实践应坚持以体验理论范式为主导，并涵容各种理论流派。其根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步入体验经济门槛的第三产业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形态，其中文化经济、旅游经济、休闲经济和体育经济等是这个经济形态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体验又是这些经济形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文化内核，因此，体验理论对这一领域的指导价值不言而喻。 其次，旅游是人类流动性社会在非惯常环境下的一种有效的心理补偿机制，以体验理念为主导的旅游发展，展现了一个向其他产业乃至人类一般社会生活不断延伸的“旅游化”趋势，从而成为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发展通道。旅游化、体验化和特色化这些依存于本土化基础但同时也拥有国际化视野的概念，为未来的文旅融合发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南。 再次，经过数十年的消化、吸收和本土化创新，体验理论已经形成了一个可观的理论家族，得到了多种理论的支撑，如凝视理论、地方性理论、本真性理论、表演理论、符号互动理论和仪式理论等诸多理论范式，已经具备了对现象进行多元、复合解释的理论宽容度。 最后，中国的旅游产业尚未完全摆脱简单观光的旅游时代，文化产业发展还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文化展演的模式，这种现状，急需借助体验范式来加以整体性变革，一旦这种变革获得成功，可能会整体性提升中国文化的品质和层次，重构中国的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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